央行数据显示，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在2022年三季度达到8.07亿张，到2026年二季度降至6.77亿张，最新正式口径较峰值减少约1.3亿张。 按常理，卡发得少了，风控更严了，坏账应该下降，为什么反而在涨？答案在信用卡这门生意的结构里。它的两头都在变成毒药。 一头是按时全额还款、把权益用到极致的“好客户”，他们是银行账上的纯成本；另一头是愿意分期、给银行付利息的“赚钱客户”，他们正在变成坏账的主要来源。银行砍权益、关分中心、清理睡眠卡，是在这两头之间找活路。 更深一层，这批信用卡的退场，是“谁能借到钱、借钱要付多少”的一次重新分配。先看第一头。 健身房主要靠办了年卡却很少去的人赚钱，天天去的那几个，反倒占用了器材、毛巾和淋浴间。信用卡的逻辑跟健身房正好相反。 银行不怕你不刷，就怕你只刷、只薅、从不付息。机场贵宾厅随便进，五星酒店积分兑换，每周一杯咖啡，周五半价吃饭，这些年人们口中的“神卡”，福利全是银行掏钱买单。 所以，这几年权益大缩水，跟银行变抠关系不大，是银行终于认了账：靠补贴换规模的打法，只在用户不断增加的年代行得通。用户一停止增长，每多发一张高权益卡，就是多背一份固定开支。 银行收缩，第一刀砍的就是这些前线据点。再看另一头。能给银行带来利润的，是那些分期付款、循环透支的客户，年化成本常在十几个点。 问题是，一个人愿意长期付这么高的利息，往往说明他手头的现金流并不宽裕。经济好的时候，这批人收入在涨，利息付得起，银行赚得开心；经济一降温，最先还不上钱的也是这批人。 赚钱客户和高风险客户高度重叠。银行既要覆盖权益和获客成本，又要承受分期、循环客户现金流恶化带来的坏账压力。 于是银行的处境变得很尴尬：服务好客户亏成本，服务赚钱客户担风险。这时候谁扛得住？只有体量足够大、资金成本足够低的。 2025年末，建设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仍在1万亿元以上。行业洗牌的方向很清楚：资金成本低、客户基础厚的大行更能扛，小行则更倾向于压缩网点、权益和投放。 这得倒回十二年前。2014年春天，后来改名为蚂蚁金服的支付宝母公司和国有大行之间爆发了一场正面冲突。 支付宝在支付环节插进了银行和用户之间，余额宝又把大量活期存款吸走。 工、农、中、建四大行随后纷纷下调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工行、建行将单笔限额压到5000元，农行、中行则将单笔和单日限额压到1万元。 马云公开发文抱怨被“封杀”，没过多久又删了。农行高管在业绩会上回应，说不存在封杀，但网络支付确实有资金被盗的安全隐患。 工行还把此前分散在多个分行的快捷支付接口统一到了浙江分行。支付宝发公告让用户“交易失败找银行”，工行就在官网写“交易失败请联系支付机构”，两边互相甩锅，一时很热闹。 当时双方各有底牌。互联网金融第一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央行负责人明确表态不会取缔余额宝，平台方面风头正劲。 冲突后来逐渐缓和：彭蕾公开表态，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动脉，互联网金融只是毛细血管，算是给银行递了台阶；支付宝的备付金主存管行也从工行换成了建行。表面上看，银行守住了“主动脉”的名分。 可现在回头看，那场仗银行真正输掉的，是和用户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支付入口从刷卡机转到了手机钱包，信用卡退到后台，变成绑在微信、支付宝里的一张“底卡”。 用户每天打开的是平台的界面，看不到银行的品牌。信用卡那套先送积分、再推分期的打法，本来就是互联网“先烧钱后变现”的路子，可论烧钱，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怎么比得过打过多轮补贴大战的互联网巨头？ 可分工一旦划定，信用卡就被夹在中间：往上，优质客户被私行、理财抢着服务；往下，年轻人和下沉人群被平台和消金接走。信用卡最后一次高光是在2017年，那一年全国新增1.23亿张，上市银行消费信贷增速接近两成。 房贷收紧以后，一部分资金试图从信用卡和消费贷绕进楼市。所以那一年的繁荣，也夹杂着楼市借道的影子。 2020年房企融资“三道红线”开始试点，随后楼市退潮，与楼市相关的那部分信用卡需求也受到冲击。2022年三季度那个8.07亿张的峰值，只是信用卡规模见顶前的最后一段高位。 信用卡的数量跟人们敢借多少钱是同涨同落的，借钱的胆子一收，卡就跟着缩。客群结构也在拉后腿。 新进入借贷市场的人，绝大多数绕开了信用卡。加上适龄年轻人口逐年减少，信用卡的新客来源基本断了，往回涨的可能很小。 那么，银行让出来的这块地盘去了哪里？分三层看就清楚了。最上面一层是富人。 所谓“神卡”，以后大概会变成少数人的会员凭证，普通持卡人越来越难拿到。中间一层是年轻人，被平台接住了。 高复贷率不能当成用户忠诚度。借款人一笔接一笔地借，往往说明现金流没有好转，只能靠新债接旧债。 能流到这些平台的，大多是被银行和持牌消金筛掉的人，信用越弱，借钱越贵，借得越贵，就越难还上。银行收缩看起来很理性，可最缺钱的那批人，最后要付出最高的价格。 再往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