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上手术台，麻醉医生让你从十开始倒数，数到五六，你还在琢磨这玩意儿管不管用，再睁开眼，手术已经做完了。这样的经历，很多人都有过。 麻醉用了一百八十年，救了无数人的命，可它到底是怎么让人失去意识的，科学家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我们看这件事，觉得它恰恰说明了科学的样子：不知道全部原理，也可以先用起来、用得安全；而每往前弄懂一步，都可能让我们对人的意识多一分了解。 先回到一百八十年前，看看麻醉是怎么来的。1846年10月16日，美国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一间阶梯手术室里坐满了人。一位年轻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牙医莫顿让他吸入了乙醚。 几分钟后，外科医生开始手术。手术做完，病人说，只觉得脖子那里像被刮了一下，并不疼。这是现代麻醉第一次公开演示。 其实，在莫顿之前，已经有人做过尝试。1842年，美国乡村医生克劳福德·朗就用乙醚给病人做过手术，只是没有及时发表。1845年，牙医威尔斯想当众演示笑气麻醉，结果病人在手术中叫出了声，演示失败，他还被人嘲笑是骗子。 莫顿的成功，是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那间手术室，后来被人们叫 作 乙醚穹顶，一直保存到今天。每年的10月16日，也被一些人称为乙醚日。在麻醉出现以前，做手术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想想都让人后背发凉。病人清醒着，被几个人按在手术台上，疼得撕心裂肺。外科医生拼的是速度，越快越好。截肢手术，好的医生几分钟就能做完。 医学史上流传着一个故事，说19世纪有一位以快著称的外科医生，一台截肢手术下来，病人、助手和一位围观者先后死去，被人戏称为死亡率百分之三百的手术。这个故事的细节未必可靠，可它说明了一个事实：没有麻醉的手术，是对病人和医生的双重折磨。 麻醉的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年，1847年，英国医生辛普森开始用氯仿做麻醉。185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生育时用了氯仿镇痛，分娩时用麻醉，从此在社会上更容易被接受了。 中国古代也有关于麻醉的记载。史书里说，东汉名医华佗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药，让病人喝下去以后失去知觉，再做手术。可惜的是，麻沸散的配方没有流传下来。 麻醉出现以后，外科医生终于可以慢下来，做更精细、更复杂的手术。心脏手术、脑部手术、器官移植，没有麻醉，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今天，全世界每年要做的手术，数以亿计。 麻醉，早就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石之一，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感觉不到，缺了它却寸步难行。可让人意外的是，麻醉药到底是怎么让人失去意识的，科学家争论了一百多年。 麻醉和睡觉，看起来很像，其实差得远。睡着的人，叫一叫、推一推就会醒；全身麻醉的病人，就算切开皮肤、锯开骨头，也不会醒过来，也不会有疼痛的记忆。 麻醉状态下，人的意识、痛觉、记忆、肌肉的活动，都被暂时关掉了。更奇怪的是，能让人麻醉的药物，五花八门。 有气体，比如早年的乙醚、笑气，现在常用的七氟烷；有静脉注射的药，比如丙泊酚、氯胺酮。它们的化学结构差别很大，作用的靶点也不一样，可最后都能让人失去意识，这就怪了。 一百多年前，科学家发现，一种药物越容易溶解在油脂里，麻醉的效力就越强。于是有人猜想，麻醉药是作用在神经细胞的细胞膜上。 后来，科学家又发现，很多麻醉药是作用在大脑里的某些蛋白质，比如一类叫作伽马氨基丁酸受体的分子上。可这些发现，只能解释一部分药物，解释不了所有的麻醉药。 不同的药，作用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成了医学里一个有名的谜团。最近，一项新的研究，给这个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六个物种，差别大得惊人：人、猕猴、狨猴、小鼠、斑马鱼，还有一种只有几百个神经细胞的线虫。研究人员说，它们在演化上跨越了大约七亿年。 对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研究人员用功能磁共振成像，通过血流的变化来估计不同脑区的活动；对斑马鱼和线虫，研究人员用基因改造的办法，让神经细胞在放电的时候发出荧光，更直接地观察神经元的活动。 研究发现，不管是哪个物种、用的是哪种麻醉药，麻醉状态下的大脑，都出现了一些共同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活动变得不那么协调了。各个区域还在工作，可彼此之间的交流少了很多。 另一个变化是，神经活动变得更混乱了。清醒的时候，大脑的活动往往有一定的顺序，前一刻的活动会影响后一刻，大脑就是这样把先后到来的信息串在一起的。到了麻醉状态，这种前后的联系很快就断掉了。 他们说，这些规律在六个物种身上同时偶然出现的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他们还打了个比方：麻醉让人失去意识，大脑其实并没有关机，它的活动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支离破碎了。 不同的麻醉药，也许走的路不一样，可走到最后，都汇到了同一条共同的通路上：让大脑各个局部的活动彼此孤立起来。 这个发现，意义不小，值得多说几句。它说明，从线虫到人，意识或者说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可能依赖于某种非常古老、非常基本的机制：大脑各部分要能协调起来，信息要能在时间上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