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因为介意女朋友的过去，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方案。 “你为我怀个孩子，然后打掉。这样我心里就平衡了。” 这不是气话。 这是牟林翰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反复对包丽（化名，殁年24岁）提出的要求。 除了打胎，他还要求她做绝育手术，切下输卵管留给他。 还要求她在身上纹“我是牟林翰的狗”。 2019年10月9日，包丽在一家宾馆服药自杀。 2020年4月11日，在昏迷了半年之后，她因救治无效死亡。 2023年6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 虐待罪 判处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2025年，此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反家暴典型案例。 法律给了这个案子一个说法。 但今天，抛开法律定性，老马想从一个更刺痛、也更现实的角度，聊一聊这件事： 包丽，到底值不值得？ 她不是一开始就被逼到绝路的 法院查明的时间线，比“PUA”这个标签具体得多。 2018年8月，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9月，他们开始在学生公寓、双方家中共同居住。 2019年初，他们先后去了广东和山东，见了双方家长。 从外部看，这是一段再正常不过的校园恋爱。见家长，同居，规划未来。 转折发生在2019年1月。 牟林翰开始“纠结”包丽有过往性经历这件事。 法院认定的表述是： 多次追问性经历细节，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 包丽的母亲后来翻看女儿手机，发现了那些聊天记录。 牟林翰三年间发过 上万条 辱骂信息。 内容包括“你不是处女，脏”、“你为我怀个孩子再打掉”。 他要求她称他为“主人”，提出拍裸照、做绝育手术等一系列要求。 这些要求，包丽不是每一条都拒绝了。 她配合了一部分。她在试图用妥协，换这段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但她面对的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 今天打胎能“平衡”，明天呢？ 只要牟林翰还握着“审判”的权力，只要那个过去还被他当作把柄，平衡就永远不会到来。 她试过三次。前两次，都被“救”了回来 2019年6月13日，包丽在与牟林翰争吵后 割腕自残 。 2019年8月30日，再次争吵后，她 吞食药物 。 牟林翰把她送到医院洗胃，院方下发了 病危病重通知书 。 一个正常人，在伴侣第一次割腕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段关系出问题了。 第二次收到病危通知，任何有基本判断力的人，都会停下来。 牟林翰没有停。 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辱骂在包丽精神状态持续恶化的过程中， 从未中断 。 2019年10月9日中午，两人再次争吵。 下午，包丽独自外出，入住宾馆，网购药物，服药自杀。 这一次，包丽没有再醒过来。 法院判决书里有一句话，分量极重： 在包丽“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林翰反复实施的辱骂行为， “是制造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 ，与死亡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前两次极端行为，是求救的信号，也是最后的机会。但那个本该停下来的人，选择了继续。 她为什么不走？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都被逼到割腕、吞药了，为什么不分手？ 其实，站在包丽当时的处境里，答案比“恋爱脑”三个字复杂得多。 牟林翰不是一上来就让她去打胎的。 他先用“介意”和“在乎”包装自己的偏执，让她觉得“他是因为太爱我才会这样痛苦”。 然后，通过上万条辱骂、贬低和羞辱，一点点摧毁她的自我价值。 当一个人每天被告知“你是脏的”、“你欠我的”、“除了我没人会要你”，她离开的力气，是被一天一天抽干的。 更致命的是， 她可能一直在等那个“翻篇”的时刻 。 每一次妥协，她或许都在想：做完这次，他就能过去了。 但每次妥协换来的，是下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牟林翰在包丽第一次割腕和第一次吞药时，都参与了送医。 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是那个在“救”她的人。 但在私下，施压从未停止。 这种“一边把你推向边缘，一边又扮演施救者”的模式，让受害者更难识别危险的来源。 法律给了说法，但说法换不回那个女孩 2023年6月15日，海淀法院一审宣判。 牟林翰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赔偿73万余元。 包丽的母亲在宣判后说了一句话：“判得太轻了，这是我女儿的一条命。” 这个判决在法律上的意义，比刑期本身更值得记住。 法院认定， 稳定的婚前同居关系，可以构成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 。 持续的精神摧残，是虐待行为 。 同居伴侣不再因为“没领证”而落在虐待罪的保护范围之外。 但法律能做的，是在事后认定“这是虐待”。 法律做不到的，是在那上万条辱骂发出的过程中，让一个24岁的女孩相信自己 可以不承受这些 。 女孩，你的命不是用来“填坑”的 包丽才24岁。 她本可以毕业、工作，遇到一个不会因为她有过过去就审判她的人。 牟林翰要的“心理平衡”，从头到尾都不是在寻求平等。 他是在试探： 一个人为了维持一段关系，可以把自己踩到多低。 包丽踩到了底。然后他没有停手。 那些聊天记录里的话——“你不是处女，脏”、“你为我怀个孩子